二里头遗址是夏代考古学的圣地，也是夏代文明的缩影。二里头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它与二里头文化有哪些关系？二里头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对研究夏代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探索和命名

　　从考古学上去探索和研究夏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来的重要课题。1950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商代都城遗址，“比安阳殷墟早100多年，这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

　　1953年，在登封玉村发现具有独特内涵的“古文化遗址”，发掘者提出了“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属两个文化系统”，但这种文化“应列入我国历史的哪一阶段”，尚待研究。这是最早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的考古报告。

　　1954年在洛阳东干沟、1956年在郑州西郊洛达庙，相继发现了与登封玉村遗址同类型的文化遗存。因为洛达庙遗址是当时已知同类遗址中经正式发掘的内涵丰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所以考古学界曾将这类遗址称为“洛达庙类型”，但是，当时学者多将其年代归为“商代早期”。

　　1958年，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从考古地层学入手，敏锐地提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问题。当时，夏文化在考古学方面还是空白。洛达庙文化遗址面积都较小，当属一般聚落，尚不能真正反映夏文化的面貌。真正反映夏文化水平的，应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及传说中的夏都遗址。

　　1959年年初，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认真搜集和缜密研究古籍中有关夏代的史料后认为有两个区域应特别注意：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

　　这年夏天，徐旭生带着5位考古学者先后对登封八方间遗址、石羊关遗址、阎砦遗址、谷水河遗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收获颇丰。特别是他们发现，二里头遗址的“范围东西长2公里至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这里“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大”。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立即引起考古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的赵芝荃、高天麟先生便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复查，确认这里是一个规模宏大、堆积丰富的大型遗址。是年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试掘，取得了丰硕成果。

　　徐旭生先生的“夏墟”调查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开启了夏文化研究的新纪元，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鉴于二里头遗址比洛达庙遗址的规模更大、文化内涵更丰富，在同类文化遗址中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所以自1962年起，学者便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1977年，随着同类文化遗存的陆续发现和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学界遂将这类遗址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后来，因为“二里头文化的概念涵盖了以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内涵已超越了原洛达庙类型的范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称谓便在学术界流行开来。

　　二里头文化是指与二里头遗址内涵类同的考古学文化。自1959年以来，二里头遗址经过60多年的科学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它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奠定了夏商考古学的基础。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乃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早期的典型代表，在华夏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里头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里头文化是在洛阳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它的内涵以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遗存为代表，各类器物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其中，铲、斧、刀、镰、锛、凿等石质工具的形制特征和制作手法，都与先前的龙山文化晚期和其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同类器物基本相近，骨角器、蚌器和木质耒耜（lěi sì）类工具仍在使用。这些现象显示了这种文化的原始性。

　　陶器是二里头遗址中最为常见、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形制多样、种类丰富，是二里头先民日常生活最为直接的实物见证。这时的陶器仍沿袭龙山文化陶器黑灰色的基调，但在这里已不见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jiǎ）、双腹盆、带把鬲等器形，风格也明显有别于郑州二里岗文化时期常见以鬲、斝、甗（yǎn）等器物组合为代表的商代文化。特别重要的是，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中，以瓷土烧制的白陶爵、鬶、盉以及象鼻盉等器皿，标志着中国原始瓷器的滥觞，因而颇为引人注目。

　　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考古一期发现青铜块和青铜刀，二期发现大型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目前，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青铜器250多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饰品和工具，尤其是以乳钉纹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展示了中国早期青铜器的工艺特征和铸造技术。这些青铜器的形制大都较为简单，主要是模仿略早（或同时期）的陶器和石器铸造而成，充分显示了我国青铜文明起源的原生性特征。

　　中华先民崇尚玉器文化。中国最早的玉器，始见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以良渚文化玉璧、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已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常见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玉器文化骤然衰落。以玉钺、玉柄形器、大型玉刀和玉牙璋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玉礼器，大都形体硕大、制作精美，在中国早期制玉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绿松石是我国古老的玉器类饰品，二里头二期已发现大型绿松石制造作坊遗址。这里出土以绿松石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为代表的绿松石器具，制作精美、工艺复杂，这需要熟练的铸造技术和高超的镶嵌工艺。

　　中国是最早制作漆器的国家。二里头遗址高等级墓葬出土的各类漆器，包括鼓、觚、豆、钵、盒、匣、勺等数十件生活器具，继承了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漆器的传统工艺，把漆器制作工艺提高到新的水平。

　　总而言之，二里头文化陶器相较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而言，明显处于衰落的趋势，因为当时的先民已把注意力投入到新兴起的青铜器上面了。二里头青铜器的异军突起，吹响了华夏文明进入青铜时代的号角！这就是人们常把二里头青铜爵和绿松石铜牌饰，来作为二里头文化标志性器物的重要原因。

　　二里头文化的范围与区域类型

　　二里头文化本是夏王朝统治核心地区的文化遗存。它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阳、郑州地区和山西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向东进入豫东的开封、周口地区，向西进入陕西的关中东部以及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达南阳盆地和驻马店地区的豫鄂交界地带，北抵太行山南麓的沁河下游沿岸。其中，河南境内已发现这类遗址250多处，山西南部已发现这类遗址90多处。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便是二里头文化的本体类型。它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东至河南新郑，西抵山西永济，北达太行山南麓，南及南阳方城地区，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300公里。这里应是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也应是夏部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这里不仅有二里头遗址，还有禹都阳城、启都黄台遗址以及偃师灰嘴、禹州瓦店、巩义稍柴、荥阳大师姑等次级大型聚落群，与二里头的“王都”形成“众星捧月”的拱卫态势。

　　第二类是东下冯类型，主要分布在今晋南地区的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夏县东下冯的环壕聚落，规模已达20万平方米。就文化面貌而言，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房屋，在二里头类型的遗址里迄今未见。

　　第三类是牛角岗类型，主要分布在今豫东开封、周口地区。

　　第四类是杨庄类型，主要分布在今驻马店地区。

　　第五类是下王岗类型，主要分布在今南阳地区的淅水沿岸。

　　二里头文化的五个类型，遗址规模大小虽有差别，但其文化内涵在共性相通的基础上，也体现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元素。其中，应以二里头类型为其原生核心类型，其他类型则属于次一级的派生类型。

　　由上所述，二里头文化是夏代文明最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它与周边地区同时期的区域文化，共同构成夏王朝的文化风貌。因此，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蔡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