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大学大学院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所 日本 东京 102-8160）

　　摘要：熊山古塔是一座奈良时代的、用片石修砌的、平面呈方形的多层土塔。该塔的分段清晰，周壁平直，基座上的第一级塔身设“四方龛”，此当是对唐初多层方塔的仿效。该塔用碎石垒砌，塔体阶梯式，无叠涩出檐，此当是对古坟时代晚期方坟的继承。熊山古塔既见唐风又具地方文化色彩，可称“唐塔东方变体”或“日式土塔”，是“东方丝绸之路”代表性实证。

　　关键词：熊山古塔 唐塔 类比 文化交流

　　中国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德方（1949—） 日本政法大学大学院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所特任教授，长期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前考古与中日文化类研究。

　　2005年秋，应冈山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片冈和男先生和日本古代吉备国研究会会长出宫德尚先生邀请，笔者再次对吉备地区古坟进行调查。一次，在踏查浦间茶臼山古坟间余又查看一座奈良时代的熊山古塔。熊山古塔是日本国指定的一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考察时，考古学者出宫德尚先生和冈山市教育委员会犬饲广志先生向笔者作了详细解说，还送给笔者新的熊山古塔调查简报及相关资料，期望笔者协助查找中国唐塔而且主要是与佛教密宗关联的唐塔资料。笔者应允了日本朋友所求。在检阅资料时，笔者对这座古塔产生了一些看法，认为熊山古塔主要是把中国唐初多层方塔形体与日本古坟时代晚期方坟形体交揉一起，创造出塔苑奇葩。

　　为阐述如上认识，拟首先记述熊山古塔形制特征与年代，继而对唐前期多层方塔进行类型学考察与分期，尔后进行类比研究。

　　一、 熊山古塔地理位置、形制特征与年代

　　熊山古塔位于冈山市东北约28公里的吉井川东岸熊山上，隶属冈山县赤磐郡濑户町。古塔所在山顶较为平坦，环境幽静，海拔高度487米。日本学者对古塔曾做过多次调查，称其为“熊山一号石积遗构”、“熊山遗迹”，其中2003年的调查者在《熊山遗迹（层塔形石积遗构）的考察》一文指出其建造年代为“奈良时代晚期”［1］。

　　熊山古塔是一座用片石修砌的多层方塔。片石即片状石块，未经琢磨，主要用以平砌塔体，缝隙处以碎石充填。石料来源为就地取材。所谓“方塔”指古塔平面呈方形。所谓“多层”指古塔分为上下数段，包括上部现存的两层塔身和下部的塔基，整体呈上窄下宽金字塔式（图一、二）。为便于记述，笔者绘出“熊山古塔立面示意图”（图三）。再下对塔身、塔基作以分述。

　　塔基 双层。下层为依山体而修砌的基台，上层为基台之上的承托塔身的基座，平面均作方形，周壁均平直。其中基台边长约11.8米，高0.2-1.2米，基座边长约8米，高约0.9米。

　　塔身 现存二层（级）。下部为第一级塔身，上部为第二级塔身，平面均呈方形，周壁平直或近平直。其中第一级塔身边长约5.4米，高1.3米，四侧面正中各设一方形龛，第二级塔身边长约3.6米，高1.1米，中心处设一长方形石室，石室边长0.8米，深2米。据

　　［1］出宫德尚：《熊山遗迹（层塔形积石遗构）的考察》，2003年8月打印稿，第3页。收入2003年11月在就实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熊山遗迹是佛塔—来自韩国的比较》，就实大学主办，山阳新闻社、冈山放送、蔚山文化放送协办。

　　2005年《吉备地方文化研究》所刊的《熊山南山崖石积遗构实测调查报告》所记，“1937年（昭和一二年），熊山石积遗构中央部位被当地居民盗掘，竖穴式石室中出土奈良三彩小壶及陶制筒形容器”［1］。

　　总上，熊山古塔是一座用片石修砌的平面呈方形的、上窄下宽且分段清晰的、周壁平直且设有“四方龛”和石室的多层土塔。熊山古塔的这些特征证明其为佛塔，而第一级塔身所设的“四方龛”与塔体中部石室则为供养释迦的窟龛与供奉佛物的“塔宫”。

　　须指出的，笔者在“熊山古塔立面示意图”（图三）上用虚线勾勒出该塔的第三级塔身，意指现存第二级塔身之上原设第三级塔身。理由之一：从现存塔体上窄下宽的叠涩式收分观察，二级塔身较一级塔身边长内收1.8米，如果第二级塔身之上再内收1米，仍存可供修筑边长1.6米的三级塔身空间，而此三级塔身却正好罩在边长0.8米的塔宫之上，如此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塔体，方合于天竺塔式级数。《魏书·释老志》中便有天竺塔式记述：“凡宫塔制度，犹以天竺式样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传，谓之浮图”。理由之二：日本现存奈良市二条町东大寺头塔（头塔为土塔讹音）的初始形态为基台之上构建三级塔身，依此可通过考古类型学“横联法”推知熊山古塔为三级塔身。目前所知奈良时代土塔极少，著名者为奈良市头塔（图四）。经调查，现存头塔由早晚两个不同时期遗构组成。早期内层构造是在塔基上构筑三层塔身，建造年代约在天平宝字四年（760年）。晚期外层构造为七层，据《东大寺要录》等文献，推定是东大寺僧实忠于神护景云元年（767年）改筑，塔体四周共设44个窟龛，内供石佛像［2］。据日本古史记载，为镇护国家道场，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三年（741年）下令在全国建立国分寺、国分尼寺，至奈良时代晚期，全域建百余寺；熊山古塔和奈良头塔均应建于这一时期即奈良时代中晚期。奈良头塔的早期形态为大约在公元760年构筑的三层塔身，由此推测熊山古塔当仿自早期奈良头塔而建并亦为三级塔身。此即笔者用虚线标出熊山古塔第三级塔身的理由。当然，从考古学年代观来看，熊山古塔的考古学年代应与奈良早期头塔构建年代相当，同为奈良时代中期即公元760年前后。

　　二、 唐前期多层方塔类型学考察

　　熊山古塔是一座奈良时代中期的多层方塔。为了将其与唐塔类比，应当对唐前期多层方塔进行初步类型学考察。

　　中国现存唐前期多层方塔，主要分布在唐东西二京的西安和洛阳，其他地点所存甚少。这些唐前期多层方塔，既见地表耸立的砖石修筑的佛塔，例如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3］等，又见从地下发掘出的塔基，例如西安青龙寺遗址的塔基［4］，还有诸多寺庙或石窟寺中所存的石雕塔，例如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石塔和龙门石窟保存石塔等。总体而言，中国唐前期多层方塔数量并不很多，而且地表所存的塔多经后世重修，地下发掘的古塔又仅存基部，据此难能对唐前期的多层方塔进行类型学考察。如西安兴教寺玄奘墓塔，始建于唐总章二年（669年），到太和二年（828年）又彻底重修，今人所见塔形则为唐后期风格。又如唐青龙寺遗址的塔址，经发掘仅存方形塔基下部，据此尚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是单层的亭式塔或其他类型塔的可能性。有幸的是，严辉、李春敏、杨超杰等学者近几年对洛阳市流散石塔进行了收集整理［5］，还对龙门石窟佛塔进行了初步分类［6］。这批石塔保留着当时实体塔的

　　［1］出宫德尚：《熊山南山崖石积遗构实测调查报告》，刊于就实大学吉备地方文化研究所编《吉备地方文化研究》第15号，2005年，第6页。

　　［2］张学锋：《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文物》2006年第4期，第65页。

　　［3］张驭寰、罗哲文：《中国古塔精粹》，科学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63至166页。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5期。

　　［5］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

　　［6］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粹编—佛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形制特征并对中国唐前期多层方塔分期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主要使用这批石塔中少量有纪年的多层方塔材料，对唐前期多层方塔进行排比分析。

　　笔者选择出唐前期8件多层方塔标本并将其分为A、B、C、D四个类型。

　　A型 双层塔基且各层塔身均设佛龛。分二式：

　　I式 各塔身的周壁平直。龙门石窟3号塔，高1.14米，双层塔基，三层塔身，第一层以上塔身渐次收分，各层之间的间距较大，层间叠涩出檐，顶部由莲花、覆钵丘、相轮、宝珠等组成塔刹，每层塔身设一圆拱形龛，造塔题记为“李夫人摩珂造浮图并作七佛供养永徽三年（652年）［1］”（图五：1）。

　　II式 各塔身的周壁平斜。第一层塔身立面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第一层以上各塔身的间距较近。偃师县寇店乡孙窑村塔，高1.79米，双层塔基，五层塔身，诸层塔身壁面平斜且间距很近，层间叠涩出檐，顶部由莲花、覆钵丘、相轮、伞盖等组成塔刹，每层塔身四面均设一尖拱形佛龛，造塔题记为“惟大唐神龙二年（706年）岁次丙午辛未朔三十日庚子［2］”（图五：2）。

　　B型 单层塔基（或者塔基已失）且只在第一层塔身设佛龛。分二式：

　　I式 各塔身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洛阳古代艺术馆0033号塔，残高1.63米，七层塔身，第一层以上塔身较低，层间叠涩出檐，塔顶为覆钵丘，塔基已不存，第一层塔身正面设一尖拱形龛，塔右侧有“麟德元年”（664年）的年铭［3］（图五：3）。偃师县李村乡上庄村塔，残高6.5米，七层塔身，第一层以上塔身渐低且分段明显，层间叠涩出檐，塔顶和塔基已失，第一层塔身正面有方形佛龛，内刻佛像，龛外造像题记已不识，“据造像特征推断，此塔的雕刻年代为高宗时期［4］（图五：4）”。

　　II式 第一层塔身周壁平斜且立面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第一层塔身以上各塔身低矮作束腰状。孟津县会盟镇铁炉塔，高1.58米，七层塔身，层间叠涩出檐，塔顶仅存刹基处的残莲花，第一层塔身正面设一尖拱形佛龛，下有方形单层塔基，背面的《大唐河南府洛阳县故成阳郡成府君浮图记》中有“天宝二年”（743年）的纪年［5］（图五：5）。

　　C型 第一层塔身分上下二段且各层塔身均不设佛龛。分二式：

　　I式 塔身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洛阳古代艺术馆藏0034号塔，高1.36米，六层塔身，第一层塔身分上下二段且塔身的周壁近平直，第一层以上各塔身的间距较小，层间叠涩出檐，塔顶为由莲花和覆钵丘组成的塔刹，第一层塔身的题记中有“久视元年”（700年）、“长安四年”（704年）的纪年［6］（图五：6）。

　　II式 第一层塔身瘦高且塔身的周壁斜直。洛阳古代艺术馆藏0042号塔，高1.37米，塔身五层，第一层塔身分上下二段且周壁斜直，其中第一层塔身的下段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第一层以上各塔身的间距较小，层间叠涩出檐，塔顶由莲花和覆钵丘组成塔刹，第一层塔身的造塔题记为“大唐开元三年（715年）正月二十七日家人石野舟为曹主故王元邵造五级浮图一区为记［7］”（图五：7）。

　　［1］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粹编—佛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23页。

　　［2］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8页，图一四：7。

　　［3］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8页，图一四：6。

　　［4］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3、54、58页，图一四：5。

　　［5］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4、58页，图一四：8。

　　［6］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5、58页，图一四：9。

　　［7］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5、58页，图一四：10。

　　D型 第一层塔身之上的各层塔身均被稠密的仿砖木结构的塔檐和瓦垄所隐匿。洛阳古代艺术馆藏0041号塔，整石雕刻，高1.59米，塔身七层，第一层塔身很高且立面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塔刹为莲花承覆钵丘，第一层塔身的正面设一尖拱形佛龛，内一佛二菩萨，龛侧的造像题纪字迹不清，据龛内的造像年代特点可定此塔的雕造年代为公元八世纪中叶［1］（图五：8）。

　　以上A、B、C、D四型唐前期方塔，其中AI、BI、CI塔雕造年代为公元705年以前唐高宗和武周时期，而AII、BII、CII塔和D型塔年代为公元705年之后的唐玄宗前后。据此把洛阳唐前期多层方形石塔分为一、二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618至705年，第二期的年代约自公元705年至756年。

　　从图五的“洛阳唐前期多层方塔分期图”可以看出，洛阳唐前期多层方塔流行第一层塔身高大的作风，其中A型塔流行双层塔基，B型塔大约流行单层塔基，C型塔则流行第一层塔身分作上下二段的形制。这是洛阳唐前期诸型多层方塔的共性。洛阳唐前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多层方塔又有差别。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主要差别是：

　　1、第一期的AI塔、BI塔、CI塔的塔身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第二期AII塔、BII塔、CII塔和D型塔的第一层塔身的周壁明显斜直，立面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

　　2、第一期诸型塔的诸层塔身而且主要是A、B型塔的诸层塔身的分段清晰，而第二期的A、B型塔的第一层以上各层塔身的间距较小，若束腰状。

　　3、第二期出现了D型塔。

　　分期结果表明，唐前期多层方塔，大约以公元705年为界，逐步完成了由唐初的分段清楚的平直塔壁向之后的层段紧密的斜直塔身的转化。

　　三、 熊山古塔与唐前期多层方塔类比分析

　　阐述了熊山古塔形制特征和唐前期多层方塔类型与分期之后，继而对熊山古塔与唐塔作以类比讨论。

　　熊山古塔是一座多层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的、设有双层塔基且第一级塔身设有佛龛的奈良时代中期方形阶梯式土塔。那么，它与唐前期的哪个阶段哪个类型的佛塔有密切关系呢？为回答这个问题，需将其与诸型式唐前期多层方塔作以比较。

　　若将熊山古塔与C、D型塔相比，前者与后者差异显著。因为前者为分段清晰、上窄下宽的阶梯式方塔，而后者C型塔的形体则接近长方体状，D型塔的诸层塔身“均被稠密的仿砖木结构的塔檐和瓦垄所隐匿”，犹如一株伞形杉树；前者的塔身设有佛龛，后者均无佛龛。因此，可认为前者与后者并无紧密关系。

　　若将熊山古塔与A、B型塔相比，其明显与第二期的AII、BII型塔迥异，因为前者分段清晰且塔壁平直，而后者塔身低矮作束腰状且塔壁斜直。

　　若将熊山古塔与第一期AI、BI型塔相比，前者与后者则有较多共性，因为前者与后者同为分段清晰、上窄下宽、塔壁平直、塔身设龛的多层方塔。若进一步类比，则发现前者的形态与AI型龙门3号塔和洛阳古代艺术馆0033号塔更为相近，因为前者的双层塔基的特征与龙门3号塔相同，而前者只在第一级塔身设佛龛的特征则与0033号塔相同。据此可以认为，熊山古塔与以龙门3号塔为代表的AI型塔和以0033号塔为代表的BI型塔有密切联系。

　　前已言及，第3号塔雕造年代为公元652年，第0033号塔的雕造年代为公元664年，均当公元7世纪中叶的初唐，而熊山古塔的建造年代为公元8世纪中叶。后者建造年代晚于前者。据此可以认为，熊山古塔的建造，仿效了公元7世纪唐塔，继承了唐初塔的分段清晰、

　　［1］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6、58页，图一四：11。

　　周壁平直、双层塔基、塔身设龛的唐风。

　　但是，熊山古塔绝非是对唐初多层方塔的简单仿效，因为其又具有用片石修砌、塔体呈阶梯式、不设叠涩出檐等唐塔没有或与唐塔有异的特征，这一差别则表明熊山古塔的形体特征与古坟时代晚期方坟的形制有密切关系。

　　日本古坟时代的坟丘，而且特别是首长的坟丘，多筑有高耸的封丘，这些封丘呈圆形、方形、前方后圆形，等等。大的坟丘墓，封堆的形态多呈阶梯状。到了古坟时代晚期，有的方坟之外用碎石包砌，如仓敷市二子14号坟，下层的方形坟基边长13.4米，周围用碎石包砌，上部中心处则有用碎石包砌的方形石室［1］，外观颇同熊山古塔的阶梯式。再如近年调查的冈山大谷一号坟［2］及奈良西宫古坟［3］、大阪田须谷古坟［4］、京都山尾古坟［5］等也均应为包石的阶梯式方冢。这种阶梯式的石包方冢的祖形，似可追溯到高句丽国家的方坛阶梯积石墓和中国东北部的红山文化方形阶梯式积石冢［6］。前园实知雄先生曾指出，在对日本最早的正式寺院飞鸟寺的调查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塔心基础周围出土的遗物群，其中有硬玉、碧玉、玛瑙、玻璃制勾玉……等等，基本上和古坟时代晚期的随葬品类相同，从中可以窥视到日本最初营建寺院之际，指挥修建的负责人为了取得人们的理解，模仿了古坟而修建了释迦的墓葬［7］”。前园实知雄先生的这一认识是对笔者提出的熊山古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古坟时代晚期古坟形制的观点的诠释。

　　综上讨论，笔者认为熊山古塔是在奈良时代吸收了多方文化因素而诞生的，它既模仿了唐前期的多层方塔又模仿了古坟时代晚期的方坟，它既不同于唐塔又不等于方坟，它既有唐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地方特征，既可称其为“唐塔的东方变体”，又可称其为日本式古塔。

　　于此还应言及“东方丝绸之路”。2016年秋，笔者与聂晓雨先生向“首届西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东瀛绽放“丝路”花》一文，指出日本一座寺院遗址出土的白凤时期的残瓦模仿了唐初宫廷用瓦［8］。笔者又曾对九州大宰府出土莲花方砖作过讨论，认为一块奈良时代的砖是对唐初宫廷用砖的摹仿［9］。日本地下出土的残砖碎瓦都传递出唐代丝绸之路的信息，可见唐代“东方丝绸之路”的繁盛；而熊山古塔亦当“东方丝绸之路”又一实证。当然，古日本对唐文化的汲取并非照搬，而是经历了学习、酝酿、再创造的过程，在积极汲收唐文化同时又保持本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古日本是一个既善于汲取他方文化营养而发展自我又善于保持本土文化的东方民族。

　　［1］间壁忠彦：《仓敷考古馆》，伸辉印刷，1996年伸辉印刷，第23页。

　　［2］延原经子：《大谷一号坟被葬者身份讨论》，收入《关注吉备国》一书，有限会社伸辉印刷，平成十二年八月发行，第82页。

　　［3］延原经子：《大谷一号坟被葬者身份讨论》，收入《关注吉备国》一书，有限会社伸辉印刷，平成十二年八月发行，第75页。

　　［4］大阪府文化财：《田须谷古坟群的调查》，田野考古调查报告，1996年。

　　［5］京都府埋藏文化财：《京都纵贯自动车道关系遗迹—山尾古坟》，田野考古调查报告，1995年。

　　［6］叶万松、李德方：《红山文化积石冢与兽面玉牌浅议》，《中国古都研究·十八（上）》，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93－99页。

　　［7］前园实知雄：《飞鸟·奈良寺院伽蓝配置之我见》，收入朝日新闻社编《战后五十年古代史探索总论》，1996年1月出版， 见《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第91页。

　　［8］聂晓雨、李德方：《东瀛绽放丝路花》，《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第168页-172页。

　　［9］韦娜、宛方（李德方）：《日本九州大宰府出土莲花纹砖浅析》，《中原文物》2005年2期，第71页-74页。

　　参考文献

　　①（日）出宫德尚：《熊山遗迹（层塔形积石遗构）的考察》，收入就实大学编印《熊山遗迹是佛塔—来自韩国的比较》，2003年11月。

　　②（日）出宫德尚：《熊山南山崖石积遗构实测调查报告》，就实大学吉备地方文化研究所编印《吉备地方文化研究》第15号，2005年。

　　③张学锋：《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文物》2006年第4期。

　　④张驭寰、罗哲文：《中国古塔精粹》，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⑤严辉、李春敏：《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

　　⑥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粹编—佛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⑦（日）间壁忠彦：《仓敷考古馆》，伸辉印刷，1996年。

　　⑧聂晓雨、李德方：《东瀛绽放丝路花》，《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⑨韦娜、宛方（李德方）：《日本九州大宰府出土莲花纹砖浅析》，《中原文物》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