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列举白居易的代表作，人们往往会说《长恨歌》《琵琶行》，但早在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在给知己元稹的书信中表过态：“时之所重，仆（我）之所轻。”在白居易本人看来，哪些诗更有价值？

　　志在兼济天下

　　白居易生前就曾想过，千百年后，会有人像元稹一样爱他的诗。

　　为此，他很早就开始留心收集自己的作品。公元815年冬天，他自编诗集十五卷，共计八百首。初次大功告成，他给元稹写了一封长信，并在信中畅论自己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看法，这就是今人所熟知的名篇《与元九书》。

　　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

　　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并向元稹表达自己的志向：“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可见，他更加看重自己的讽谕诗和闲适诗，因为这两类诗展示了他的处世之道及平生志向。

　　翻翻白居易的作品全集《白氏长庆集》，开头依次为讽谕诗和闲适诗，接下来才是感伤诗，《长恨歌》《琵琶行》皆属感伤诗。白居易认为，诗歌的社会价值高于文学价值，他要用诗歌来针砭时弊，干预政治。

　　白居易讽谕诗的代表作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集中创作于公元809年、公元810年其充任翰林学士期间。在《与元九书》中，他介绍这些诗的创作背景：“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不便写入谏书的，他就写成诗。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自己的写作目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诗对白居易来说就是一种工具，他希望皇帝、大臣借此了解社会真相及政治弊病，从而施行仁政，实现长治久安，无奈“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得到的反馈令他心寒：众口籍籍谓非宜，众面脉脉尽不悦，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朋友劝他明哲保身，家人嫌他没事找事！

　　他写这些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惜能理解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诗写生民之痛

　　最有名的就是《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驾车到京城卖炭，谁知遇上出宫采购的宦官，“一车炭，千余斤”，就换了“半匹红纱一丈绫”。

　　据《旧唐书》记载，有一个农夫，“以驴驮柴”进城售卖，出宫采买的宦官仅用几尺绢就“买”走他的木柴，不仅如此，还要求农夫用自己的驴将木柴送入内廷。农夫痛哭流涕道：“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后食。今与汝柴，而不取直（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于是把宦官给打了。

　　唐德宗贞元末年，宫中派宦官到民间市场强行买物，口称“宫市”，实为掠夺，《卖炭翁》便是白居易讽刺宫市所作。

　　《新丰折臂翁》所述之事更为惨痛。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唐军征讨南诏，全军覆没。后来，宰相杨国忠在中原强行征兵，硬凑了十万人，再讨南诏，结果又是全军覆没。“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明知此战必是有去无回，爹娘、妻子全都哀伤痛哭。“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为躲兵役，还是小伙子的“新丰老翁”趁夜深人静，用大石头砸断自己的右臂。“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虽然废了一条胳膊，却免于“身死魂孤骨不收”的灾难，多活了六十年，说者喜，闻者悲！

　　白居易的讽谕诗常与他的谏书相呼应，他曾上书《请拣放后宫内人》，请求释放一些幽闭的宫女，也在《上阳白发人》一诗中表达了对上阳宫女的深切同情。唐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以后，杨贵妃专宠，“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皇帝专宠贵妃一人，却仍不断选天下美女入宫，然而入宫便是入禁，数不清的如花少女被幽禁于东都洛阳上阳宫，“红颜暗老白发新”“一闭上阳多少春”“入时十六今六十”“零落年深残此身”，可怜“上阳白发人”。

　　白居易写这些目的很明确：“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然而，天子知不知暂且不说，当权者是真知道了，恨他恨得咬牙切齿！白居易的兼济之志能否实现？请看下期！（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杨文静 配图：徐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