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讯 4月22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提出“实施黄海、渤海、东海、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调查，进一步梳理、廓清我国考古资源家底”。伴随“南海一号”“丹东一号”等重大考古发现的面世，水下考古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从陆地的视角探讨世界文明进程。事实上，在我们的蓝色星球中，水体面积占比高达71%，海洋中同样蕴藏着大量文化遗产。”近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一场线上讲座中，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二级研究员魏峻从格里多亚沉船、“长江口二号”谈起，为听众揭开广袤水体下的神秘世界。

　　古代文明的另一个侧面

　　水下考古学，一般是指在水下环境中开展的考古实践，包括在海洋、湖泊、河流、沼泽、天然井，以及在水库、运河和其他人工水体中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

　　“回溯历史，人类跟海洋、水体发生联系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至少经历了几万年的过程。其间，海洋或陆地水体中留下了大量人类活动的遗存。”魏峻介绍，1960年，考古学家在土耳其格里多亚沉船考古项目中首次完成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发明了水下摄影拼接技术、气升式抽泥设备、水下绘图技术等，标志着现代水下考古学的诞生。此后半个多世纪，这一新兴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在全世界的不同水域中均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魏峻介绍，按照遗存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水下考古对象被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与人类涉水行为有关与无关的遗存。人类涉水行为，主要包括商贸活动、战争、祭祀活动、捕捞等，由此形成的沉船、货物、战争遗留物和祭品等，成为水下考古的重要对象。此外，也有一些与人类涉水活动无关的遗存，主要因海陆变迁或其他原因而沉于水下，例如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西樵山采石场遗址。

　　海洋或陆地水体，对于人类活动遗存的保存状况非常理想。魏峻指出，在一份欧洲地区陆地和湿地环境中的文物保存情况研究中，除了石头、燧石，几乎所有其他材质的物品在水体环境中的保存情况都好于陆地环境。这与水深、水体含氧量有关，也与水下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有关。得益于这一特点，水下文物能够为我们研究和解读古代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尘封于水下世界的人类文物，让我们得以认识古代文明的另一个侧面。

　　中国水下考古界在世界上的创举

　　“在陆地考古中，往往会采用‘洛阳铲钻探’的方法，还可以用铁锹、铁锨等工具进行考古挖掘、清理表面的泥土和堆积物。在水下，情况则有所不同。”

　　魏峻介绍，由于水体环境的特殊性，水下考古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方法。

　　在调查勘探方法上，人工调查受水中环境限制较多。“人们发现，古代的沉船上往往有一些金属设备、器具或零件，这些物品会对金属探测仪产生反应。通过金属探测仪，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探测到被海底泥沙覆盖的水下情况。”因此，遥感探测技术成为现代水下考古最常用的方法，包括声学探测、地球物理探测等，它能够快速采集大量信息，无须靠近目标、覆盖范围更广、对环境等因素要求更低。

　　在水下发掘方法上，目前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发掘方法，分别是原址发掘、围堰发掘和迁址发掘。

　　原址发掘，即运用水下考古技术和设备对水下遗址进行现场发掘，是最常见的水下发掘方法。围堰发掘，即对位于近岸浅水环境中的遗址，采用围堰隔绝水体，抽出或者排干围堰内的积水，变水下考古为陆地发掘的特殊工作方式。迁址发掘，指的是当遗址所在环境不具备考古发掘条件时，通过水下工程技术将水下遗址整体迁移到可人工控制的环境中，进行考古发掘。“我国‘南海一号’沉船考古项目和正在实施的‘长江口二号’沉船考古项目就属于此类。”

　　魏峻介绍，“南海一号”沉船沉没水深达24米，所处的南海海域每年受台风影响的时间长，若采取原址发掘，每年的作业时间非常短。因此，考古学家创造性地提出“整体打捞”的方式，最基本的思路就是把沉船整个切割、整体打包后包裹在“大箱子”里，再整体起吊出水，运送至可调控环境的博物馆中进行发掘。

　　“‘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是中国水下考古界在世界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迁移式保护的一个生动案例。它标志着在水下考古和水下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前列。”目前正在实施的“长江口二号”沉船考古项目，在零能见度的环境下进一步取得了关键性技术突破和成果，对全球开展河口海岸复杂浑水水域的水下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

　　“未来，水下考古将更多地利用机器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水下作业的危险。如何针对水下考古的特殊性，设计出有针对性的调查、发掘设备，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将是未来要重点突破的一个方面。”魏峻说。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学生会主办，是“鉴·行”CHT人节系列活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