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学斋）
 

　　昨晚十时许，微信里《宋史研究资讯》发了一则消息：惊闻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1926-2022）于7月23日15时仙逝，享年96岁。治丧委员会预定明天发布讣告，后天举行告别仪式。谨此敬告，并致哀悼！并附有朱老的生平简历和学术成就。我随即予以转发，并写道：上个世纪90年代与先生交往甚密，有一二十封书信来往。对先生逝世表示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慰问。在评论区我又写道：与朱老认识是先通信后见面的，记得第一次与他在洛阳唔面，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本来这次不想来洛阳开会的，只是想见见你才来的。这样的见面语令我这个晚学无比感动和汗颜。三十多年过去了，恍如昨日，如今朱老驾鹤西去，除了深表悲痛之情外，还想与大家一起深情缅怀追忆朱老对洛阳这片热土的无限痴情和所做出的突出学术贡献。

　　一、古都情

　　从1994年第四期《河洛史志》起，连续数期开辟“洛阳建都朝代研究”专栏，旨在通过对洛阳建都朝代的剖析，以此来确立中国都城的建都标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都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当时正在编写的《洛阳市志》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什么是古都，什么样条件才能称为古都，确立建都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被称为古都学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热点和焦点。北京大学的朱龙华、陈玉龙，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光贤、何兹全，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杨际平，复旦大学的杨正泰、葛剑雄，郑州大学的许永璋，河南大学的朱绍侯、陈昌远以及河南省文物界泰斗级人物安金槐、许顺湛等30余位专家学者都参与撰文讨论。朱老在他写的《洛阳还是称九都故都好》一文中为确定故都立了四条标准：一、应是正统王朝的首都；二、建都的时间应该长一点；三、故都应与现代称为古都的城市重合，或部分重合；四、尊重历史上的称呼。根据以上四点意见，他认为洛阳还是以称九朝故都或“九朝名都”为好，并说“九”是单数之极，如果不死抠数字，以“九”代表多数也能说得通。他进一步指出，洛阳为九朝故都的提法，丝毫也不意味着要抹煞洛阳有十一朝、十三朝乃至二十朝，二十一朝在此建都的史实，作为历史学、考古学研究来说，应该越细、越深入越好，但作为宣传口号，还是大而化之更具有吸引力。这表现了朱老严谨为学、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朱老一直关注并指导古都历史上第一届社会主义新型方志的编纂，当《洛阳市志·文物志》出版后，他发来贺信说，河南是文物大省，洛阳文物甲中州。《洛阳市志·文物志》不仅反映了洛阳市地上地下文物蕴藏丰富，也显示了洛阳市文物、考古专家对文物研究的先进水平。随着《洛阳市志·文物志》的出版发行，必将大大提高洛阳市的知名度。作为河洛文化的发祥地、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洛阳市，将以崭新的姿态，崭新的风貌走向世界。他评介说，《洛阳市志·文物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正确，结构合理，图文并茂，印制精良，是一部学术性很强、水平很高的志书。我将作为精品图书认真学习、永远珍藏。

　　之后，《洛阳市志》每出版一卷，朱老都抽出宝贵时间认真披阅，给我们寄来书信。如看了《洛阳市志·牡丹志》，他写信说，由于时间仓促，我首先阅读了《牡丹志》的《概述》，浏览了全志的框架结构。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这部《牡丹志》与其说是方志书，不如说它是一部对洛阳牡丹研究的学术专著。本志研究和记述了牡丹资源、牡丹品种、牡丹栽培、牡丹的应用与开发、牡丹科研、牡丹谱记、牡丹花会、牡丹艺术、牡丹文学等与洛阳牡丹有关的各种问题。如此深入、全面、系统研究洛阳牡丹的专著，过去所无，现在少见，以后也难得。久负盛名的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与《牡丹志》相比也要略逊一筹。他说，他绝对无意贬低先贤佳作在历史上的学术价值和地位，更无意溢美新编《洛阳市志·牡丹志》，只是想说明“后来居上”这一事实。欧阳修、周师厚固然是历史名家，其著作也是历史名著，但他们不可能了解身后洛阳的牡丹栽培新技术、研究的新成果以及争奇斗艳的洛阳牡丹新品种，更不可能看到真正显示雍容华贵的洛阳牡丹彩色照片。当然新编《洛阳市志·牡丹志》的真正学术价值，主要还是在其成就上，这也是前人无法企及的。朱老还说，专门为一种花写志，在河南乃是首创，在全国也不多见，仅此也足以说明新编《牡丹志》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独有的学术价值。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开封也编了本《开封市志·菊花志》，留下了“一省两花志”的一段佳话。

　　当18卷1100万字的新编《洛阳市志》全部出版后，朱老特地发来贺信，表示衷心祝贺。他在贺信上说：新出版的《洛阳市志》是新中国建立后洛阳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规模和水平等方面都称得上是河南省市志之冠，在全国的新编市志中亦属罕见，如此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的顺利完成，说明洛阳市党政领导对编志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说明贵编委会的远见卓识和雄伟的魄力及全体编志人员的无私奉献。我特别赞佩贵编委会执行的专家编志路线。据我所熟悉并重点阅读过的《建置沿革志》《文物志》《白马寺志》《龙门石窟志》《民族宗教志》《牡丹志》等志的执笔人，其中很多人不仅是河南省的著名学者，就是在国内外也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正是由于有许多专家参与《洛阳市志》的编写工作，才能编出一部观点正确、论证科学、内容充实、结构合理、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简洁流畅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新编《洛阳市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洛阳市地情“百科全书”。它是洛阳市各级领导的资政宝典，是对海内外招商引资的依据和指南，是旅游参观的向导，也是对洛阳市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洛阳市在编志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是有目共睹，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和肯定。我预祝贵编委会在用志方面也能开辟新途径，使新编社会主义的《洛阳市志》在振兴洛阳，在洛阳市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特有的作用。朱老对古都洛阳的深情厚爱和对我们的殷殷嘱托跃然纸上，当我再次读到这些文字时不禁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二、河洛情

　　朱老对河洛一往情深，在我们与中华书局合作编写《文史知识 • 河洛文化专号》时，朱老借来洛开会之际，亲临编辑部，给我们以工作上的指导与支持。

　　随后他在这期专号上提供了《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这篇力作，对河洛文化、河洛人、客家人等一系列概念做了精辟的总结概括，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根本遵循。

　　朱老认为：河洛文化应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以及神秘而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图》《洛书》；应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大成的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制度；还应包括综合儒、道、法、兵、农、阴阳五行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与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教文化等等，以上各种文化的总合就是河洛文化。河洛地区的范围，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他认为河洛文化圈应该涵盖河南省全部地区，东与齐鲁文化圈相衔接，南与楚文化圈相衔接，西与秦晋文化圈相衔接，北与燕赵文化圈相衔接。究其实质，河洛文化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广义的中原文化应包括齐鲁、秦晋、燕赵等文化。

　　河洛人，顾名思义就是指居住在河洛区域内，或指居住在河洛文化圈范围内的人。实际上居住在以上区域的人，倒很少自称河洛人。河洛人是由台湾传回来的称谓。台湾人对由福建迁居台湾，而其祖籍在河南的人，称为“河洛人”或“河洛郎”。由此可见，台湾人所说的河洛人，是指广义的河洛，即凡是居住河洛文化圈范围内的河南人，皆称为河洛人。

　　客家人，是指北方人迁居南方（闽、浙、湘、赣、两广）后，没有和当地土著人融合、通婚，而保存汉族血统、文化和习俗的人。客家人并不是阶级概念，而是土著、客居（家）的对称。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民系。客家人与北方汉人的不同点是：北方汉人经过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与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血缘与文化方面都有过大融合，而客家人在南方则保持了独立的存在，所以客家人曾很自豪地认为自己保存了“纯汉人”的语音、习俗和文化。

　　接着，朱老就河洛人与客家人是什么关系进行了阐述：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北方汉人移居者。但河洛人并不全是客家人，只有没有与南方土著居民融合、通婚，而保持汉族血统及汉族文化传统的河洛人，才是客家人。现在的北方汉人迁居到南方，更不是客家人。从另一个角度讲，客家人也不全是河洛人。凡是在历史上由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及北方其他地区迁居南方，而没与土著居民融合、通婚，而保持汉族血统及文化传统的人，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历史上形成的群体，由于河洛区域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每一次北方人南迁的潮流中，河洛人都占绝大多数，所以河洛人就成为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客家人根在河洛”，其原因也在此。但这只是概说，不能说所有客家人都根在河洛。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以三个整版的二分之一版面，开辟《中国河洛文化专版》，摘要刊载了朱老和张岱年、刘家和、韩国磐、李学勤、史为乐等先生发表在《文史知识》《河洛文化专号》上的文章，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向海内外人士展示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河洛文化。

　　笔者最近参与了《文澄阁四库全书》“河洛文库”的策划工作，拟在“河洛文库”中开辟“客家古籍文献”专题，依据的就是朱老对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科学界定。洛阳是客家人最主要的迁出地，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在《文澄阁四库全书》“河洛文库”中开辟“客家古籍文献”专题，将那些由著名客家人写的重要典籍或以客家为主要内容的典籍整理出来，在客家人中招募书法家缮写，于2025年第3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洛阳召开之际，举行隆重的出版首发仪式，这无论是对《文澄阁四库全书》或是世界影响都是巨大的。朱老如果九泉有知，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三、丝路情

　　在我们编辑出版的《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中，收录有朱老的两篇力作，其中一篇《洛阳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他在文章开头就说，说洛阳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有人怀疑，有人否定。理由是西安才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怎么会是洛阳？！他继续写道：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在西汉时，长安（今西安市）确实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到了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就由长安转移至洛阳。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而让人信服，确实还要下一番功夫进行科学的论证。他从文献、典籍、历史、考古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已由西汉时期的长安（西安）古都演变为东汉时期的古都洛阳为起点。他提出了三条强有力的证据：一、论证东汉时期丝绸之路里程计算，都是以洛阳作起点，西汉时则是以长安作起点。东汉人的足迹已远达波斯湾，东汉时阳关以西的“丝绸之路”，已由两条道路开辟为三条。二、东汉时西域诸国与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皆汇集洛阳，同时也论证了“贡献”“奉献”的实质，即是商业贸易关系。三、论证了洛阳在东汉时期所以能成为首都的优越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洛阳自古就有经商习俗，并集聚了大量对外交流人才，因此，洛阳具备了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客观条件。

　　1992年9月中旬，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朱老在会上对《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进行了宣传。会后他给我们来信说，他还以《曹魏至北魏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该文载入《起点》一书）为题，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在大会发言中，也提到了丝绸之路起点由长安转移到洛阳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日本学者讲他们在洛阳已买到《起点》这本书。有的中国学者也询问在哪里能买到此书。有的学者看过《起点》后，说书中有几篇文章很有说服力，有的资料很珍贵。从会上的反映来看，对《起点》的评价较高，洛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的论点，已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和承认。如今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已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这与朱老的亲力亲为和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我长达28年的史志职业生涯中，结识了无数学界大咖，就在前不久我的恩师郑州大学教授袁祖亮给我即将出版的拙著《学斋集》作序时写道“傅振伦、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史念海、陈桥驿、韩国磐、来新夏、李学勤、高敏、朱绍侯、安金槐、许顺湛等一大批学界泰斗和著名学者都被邀请参与到洛阳历史的研究和讨论当中。如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学者皆已作古，可留给后人的这些丰硕成果愈发弥足珍贵，泽被千秋万代。”当时看到序中这段文字时，我心里清楚，在这一长串的名单中实际上只有96岁的朱老还健在，于是还默默地祝愿他健康长寿。但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怎料朱老竟溘然长逝，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

　　往事不可追，现实犹伤悲。愿朱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