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开放，在该馆基本陈列“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中，多件出土自洛阳的文物惊艳亮相。其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简称绿松石铜牌饰）、铜爵、玉璋等国宝级文物引来众多游客驻足欣赏。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中国考古博物馆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是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它以“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为主题，通过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的考古出土文物精品和珍贵古籍文献的展示，集中呈现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各个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中外交流的历史图景，展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绿松石龙形器（原件）首次展出

　　在该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宅兹中国”专题中，出土于洛阳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原件），是首次与社会公众见面。作为“超级国宝”的它，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被放置在大厅的单独展柜中。展柜外侧，“龙出大都金玉共振”几个字引人注目。

　　绿松石龙形器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于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基址的一座贵族墓葬里，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骨架的肩至髋骨处。整件器物长约70厘米，由2000多片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片长0.2厘米至0.9厘米、厚约0.1厘米。龙头置于梯形托座上，嘴部略微突出，青、白玉组成鼻梁，硕大醒目的鼻头由绿松石组成，眼睛则是两块圆饼形的白玉。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或能对应《诗经》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龙身整体呈波浪状，错落有致、色彩绚丽。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这件绿松石龙形器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龙形象器物，但因其与后世中国龙的形象最为接近，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铜牌饰、玉璋，代表二里头文化影响力

　　除了绿松石龙形器，来自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铜牌饰、玉璋、铜爵，也是难得一见的高等级文物。

　　绿松石铜牌饰

　　二里头遗址被学者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朝代——夏朝晚期都城所在地。在这里，出现了我国最早以宝石镶嵌的青铜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绿松石也被看作我国最早被用于镶嵌的宝石。

　　二里头遗址共出土三件绿松石铜牌饰，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分别是1981年和1987年出土的两件。出土于1981年的绿松石铜牌饰，长14.2厘米、宽9.8厘米，出土时位于为墓主人胸部偏左侧，附近有铜铃同时被发现。出土于1987年的绿松石铜牌饰，长15.9厘米、宽7.5厘米至8.9厘米，是同类绿松石铜牌饰中工艺最为巧妙的一件，其牌饰主体为镂空铸造，几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在无依托的情况下，历经3000多年而无一掉落。

　　二里头铜爵

　　中国考古博物馆展示的“二里头式”玉璋长度接近50厘米，出土自一座贵族墓。该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墓葬底部有一层厚厚的朱砂，玉璋因沾染朱砂而呈现红色，作为宫廷礼仪的重器，这件玉璋两侧有龙形装饰，可以想见其在二里头先民眼中的神圣地位。

　　除了二里头遗址，类似的绿松石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广汉三星堆等遗址也有发现，“二里头式”玉璋则在湖北、四川、福建、香港等地的遗址也有出土。结合诸多遗址的考古发现，赵海涛认为，二里头先民创造的玉璋、铜铃、绿松石铜牌饰、陶盉等礼制用器，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改变了当地的文明和社会发展进程，体现出二里头文化有强大的引领、辐射作用。

　　定鼎门、永宁寺元素，讲述洛阳历史文化

　　永宁寺泥塑残件

　　借助科技的力量，隋唐洛阳城定鼎门外的千年驼印，再现中国考古博物馆。在该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和融万方”板块，通过3D建模重现了丝绸之路重要遗产点——定鼎门的部分考古细节，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千年前的丝路繁荣盛景。

　　除了隋唐洛阳城，来自汉魏洛阳城永宁寺的泥塑残件，也在中国考古博物馆无声讲述着洛阳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考古队队长刘涛介绍，永宁寺塔基遗址周围出土泥塑1560余件，几乎全部为残件，采用手工与模制相结合的手法雕塑而成，是永宁寺遗物中最精彩的部分，每件泥塑虽然残缺不全，却造型精致、形态生动，传递出淡然、自信、从容、豁达的气度。

　　洛阳文化遗产丰厚，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中，来自洛阳的文物远不止上述这些。它们走出库房、走上展线，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实证，也为讲好“中国故事”“黄河故事”贡献来自古都洛阳的力量。（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智慧）（图片均为资料图片）